土地管理权完全下放地方政府，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重建地区竞争体制。在国家法律政策的大框架内，既让地方政府全面承担起管理土地与房屋的责任，又让地方财政能够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，这就让权责利关系在更近的距离和范围内对应起来。与之相适应的是，户籍制度要全面放开，人口要自由流动。哪里的城市管理得好，哪里的公共服务好，哪里的税收低，人口就可以向哪里迁移，于是，那里的投资也就会增加，经济也就会更加繁荣，地方的税收也就会增长，官员就可以得到奖赏和提拔。这样的制度务必要尽快建立起来。
回忆一下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这项制度并不是中央设计出来的，而是放手让各地去摸索，搞得好的地方就成了榜样，于是就在全国推广开来了。如今，凡事却都要讲“顶层设计”。笔者认为，“顶层设计”有些搞过了头，政策制订者们一面颤颤巍巍，害怕犯错误，一面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。这就到了进行试验的时候了。制订几条大的政策框架，然后把土地管理权完全下放，会出什么乱子呢？广大干部和无数人民群众的智慧，胜过几个人关起门来的谋划。好的、符合实际的制度很快就可以找到。自由竞争的好处之一，就是它可以显示信息，信息一传播，众人一评议，不用中央督促，地方就会争相效仿。地方官员的攀比心是很强的，应当善于利用这一点。
土地管理权的下放需要户籍制度同时放开，这两项政策之间的连带关系务必事先认识到。哪里的地方管理不善，人民就可以逃避；哪里的地方管理良好，人民就有权迁入。对官员政绩的评价，组织部门可以考核，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观察民意来考核。一个城市的人口减少了，税收下降了，而相邻的城市情况恰好相反，这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了。即使上级部门不处罚市长，社会各方面也会反弹得很厉害。反之，土地管理权下放了，户籍却不放开，这就有让某些官员“吃定”老百姓的危险。各地必然也就会发生苦乐不均，而这种苦乐不均也就有可能长期难以消除。
户籍改革的步伐目前过于缓慢，有些官员内心对此芥蒂深重。例如，不久前就有某些所谓的“专家型官员”急不可耐地站出来说什么：降低落户门槛拯救楼市是本末倒置。该等官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喃喃自语：这么多人进城吃什么、喝什么？收入从哪里来？这不是要生乱子吗？城市的用工短缺持续了这么多年了，真不知道这些“专家”是不是大脑思维停滞了。这样的“专家”，原本就要为土地、房产与农业政策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，如今不但未曾追责，反而加官进爵。依我看，此等“谋国老臣”不仅一窍不通，而且他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，是否具有胸怀天下、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也是很可疑的。
农民移民进城，需要国家财政承担的责任远没有有些人所渲染的那么大，对此，已经有专家作出了详细的研究。相反，农民进城，会对城市的繁荣做出重大的贡献。这是需要重新树立的正确观念。其次，“顶层设计”万不可陷入这样的奢望，即希望城市化中的一切进程都会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地展开，假如设计者如此自我要求，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户籍改革不能害怕出乱子，所出的乱子无非是城镇失业率提高、治安变差等。须知，不管任何“乱子”，即使发生，也都是逐年地、缓慢地发生的，只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心，会有宽裕的时间来进行从容的治理。另外，“乱子”可以把潜藏的问题表面化，促使地方政府勤于政务。这样的“乱子”是积极的，它是可以有的。
目前的城市建设仍然是在搞平均化的指标管理，人们被行政区划所分割，大都局限在各自的“笼子里”，这造成地区差异巨大。本人非常怀疑，一旦移民潮结束后，我国的人口很可能会聚居在东部平原地区，西部的许多城市可能会被放弃，那里的基础设施可能遭到浪费。因此，户籍放开越早进行越好，放开得越彻底越好。这可以引导经济资源尽早配置在正确的地方。
与农民进城相适应的是，农村土地要实现实质性的自由交易。土地用途规划可以搞，但指导思想只能放在避免无序建设方面，而不再把保护耕地放在优先而特殊的位置上。各种用途土地的地价要拉平。地方政府的角色只限于如下方面：制订土地用途规划，确保土地交易自由自愿有序合规、收税、进行基建与公共服务等等。
现在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。第一种是醉心于土地私有化，以为只要未来的某一天实现了土地私有化，则就可以万事大吉。就长远目标而论，笔者绝不反对土地私有化。但是，以为那是灵丹妙药，因而对于眼下的任何制度建设都半心半意，则是一种幼稚病。土地私有制下的事情并不很好办，征地缓慢，房价大起大落，都可能是它的弊病。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就不利于城市化吗？就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吗？难道它一无是处吗？非也。这是把不同的问题混淆了。过去这些年的局面糟糕，并不是集体所有制直接引起的，而是源于政策的错误以及适当民主程序的缺乏。盘剥性的土地财政要转向正常的健康的土地财政，让集体经济组织与土地购买者直接洽谈交易（地方政府可以从中收税），政府负责监督集体经济组织按民主程序实施决策，并严厉查处其中的腐败与侵权行为，这基本上就可以确保无虞。
第二个错误倾向就是局限在农村的范围内来进行土地流转。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尚未形成，农民并不确切了解自己土地的价值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鼓励把土地集中在某些大户的手中，而且流转合同一签就是几十年，这种做法可能严重损害农民利益，并给未来埋下难以收拾的纠纷隐患。笔者感到困惑的是，政府至今不肯在农民进城的问题上痛痛快快，却鼓励农民在本乡本土就地放弃土地。农民要是进了城，城市可以提供工作和收入，而身在农村，却没有了土地，生计如何来维持呢？难道农村的工作机会比城市还多吗？所以，这种政策，从大处来看看，就知道有多么荒唐了。往轻里说，这是一贯胡乱搞折中的庸俗做法的延续。既然甲说要流转，乙说不要，那就二一添作五，先在农村流转一下。往重里说，这就是帮助大户在农村低成本圈地。等到未来政策一变，大户们再跑跑衙门里的关系，就可以轻松地把这些土地拿出来搞商业开发，大发横财。届时，原先的土地主人几经转移，恐怕已经不知所踪了。即使原主人找上门来打官司，土地的实际控制人必定也处于优势地位。再等到几十年流转合同到期，大部分当事人可能也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这是何等高明的计谋啊！而这些土地和房屋如果现在就允许自由买卖，原本是可以卖个好价钱，农民原本也是可以拿这些资金进城买楼的。
